相应地,大型水利灌溉系统还带来了一个政治问题:谁来控制由此出现的社会组织?谁来行使由此产生的权力?答案仍然是:少数的特权者。随着城市里出现僧侣的寺庙财产,僧侣阶层越来越需要世俗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苏美尔人的传说也记载过在早期城市里出现的平民大会,但是它的重点却在于大洪水之后的“君权神授”。根据这种观念,神灵派国王维持秩序,并确保人们能正确地侍奉他们;而城市的福祉就依赖于这种侍奉。但是如果你看看苏美尔人关于大洪水之前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曾经有一座宁静而丰裕的伊甸园,在那里,没有蛇蝎,没有虎狼,“没有害怕,没有恐怖。人类没有敌人。”——你就会发现,城市的福祉并不完全等同于天堂的恩赐。至少,城市中那个受命于天的国王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君主来施行统治的,这可能就是一件恐怖的事。国王的存在引发了一场蝗灾,亦即收税官的出现。于是我们再次看到,文明意味着一种新奇和怪诞:当集体获得更多的有效自由时,个体享有的自由反而比不上史前时代的人们了。
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的女性*
芭芭拉?莱斯克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阶段,女性比后来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变化,是什么使得近东地区的文明社会主要由男性把持,而对女性更加压制?埃及学家芭芭拉?莱斯克在下面的节选段落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她主要关注的是公元前3千纪晚期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情况。
思考:哪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女性地位和各项自由的衰落;埃及和早期苏美尔文明与后来的社会——比如亚述——相比,有什么不同;对于女性地位和各项自由的衰落,还有没有别的解释。
苏美尔文明衰落后,近东地区的女性日益受到父权制的压迫,那么什么是父权制兴起的真实原因呢?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军国主义。在早期的农耕社会,比如埃及,由于它的内部争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有效控制,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境以外。在它有文字记载的最初的一千五百年里没有设立过常备军,而且外族入侵也很少影响全国,因此,埃及的女性一直都享有公民的各项责任、权利和义务。然而后来,随着城市间的战争变得频繁,外族的入侵愈发常见,军国主义便发展起来了;军国主义排斥女性,使她们成为依赖者。第二,在重商主义占据上风的地方,比如亚述,你能发现最糟糕的父权制形态。建立在个人能动性基础上的商业最早大规模地出现在古代巴比伦时期;当时,男性为了扩大财务收益,就已经开始试图控制女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在《汉谟拉比法典》中看到,也可以在寺庙里的女祭司所遵守的规章制度中看到。在亚述,除了充满敌意的军国主义,重商主义的兴起也严重地损害了女性的权益。而由于埃及的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国家垄断,因此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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