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孟丽华的老母亲也在,我给孟丽华讲了张国昌在夜总会让小姐脱衣服的事。孟丽华老母亲听了很惊讶,她没想到自己最骄傲的女婿会是这个样子。
然而,孟丽华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告诉孟丽华,我不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急于救丈夫的心情我理解,但别蒙我。
那天谈话的结果很不愉快,孟丽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抗拒她。我也没有想到孟丽华这么不真诚,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她还在对我撒谎。
外界都传说张国昌与孟丽华如何恩爱,孟丽华为了救出张国昌怎么不惜重金贿赂办案人员,其实这不是爱,而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同舟共济的挣扎,这种利益就是谁也不愿放弃得之不易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来说,两个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北京的夏夜是繁华的,这一点东州一点也不逊色。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也是在北京开会,我陪张国昌去了新欣大厦下面的夜总会。我们唱歌跳舞折腾到深夜,要离开时,张国昌要带走陪他跳舞的女孩,那女孩死活不出台。
“小姐,多给钱。”张国昌色迷迷地说。
那女孩动心了,“老板,出台可以,但得在新欣大厦开房间。”她谨慎地说。
“老板,不行,我总觉得不安全。”我劝道。
“没事儿,你去开房吧。”张国昌不以为然地说。
“老板,我在大堂等你。”开房后,我把钥匙递给他说。
张国昌领着那个女孩去房间了,我一个人在大堂的沙发上呆若木鸡。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对我来说,张国昌在粉碎一切侥幸。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只巨大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我出什么事了?他想。”
我坐在沙发上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不停地问自己:“我出什么事了?”
我本来可以毅然决然地离开张国昌的,但是这等于抛弃了我的前程,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在政界苦苦奋斗了十年,这十年不能毁在这个官痞手里。
我觉得称张国昌、李国藩等人官痞很贴切,他们就是官场上的痞子。我忽然理解了那种爬虫特有的眼神:卑微得没有绝望的勇气,猥琐得没有恨我的精神。我只是一种爬虫,愤怒也只是爬虫的愤怒,绝望也只是爬虫的绝望,我发现黑暗竟是一种类似于光的东西,这种光折射于心灵,让我有一种梦游的感觉,从未来的缝隙里探出去一只脚,却陷入了泥泞的沼泽。
突然酒店外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一大帮警察冲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保安赶紧迎了上去问。
“我们接到报警,说你们这里有嫖娼的。”一个警察说。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这儿不可能有这种事。”保安说。
警察不予理睬,冲进电梯上了楼。我一下子慌了,万一查到张国昌的房间,一切将不可收拾,我紧张得手足无措,这是在北京,不是在东州,我一时不知道找谁帮忙。
我看电梯指示灯显示,警察正好去了张国昌所在的楼层。我想,糟了,要出事。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给驻京办唐主任打了电话。
“雷默,这种事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唐主任埋怨道,然后又想了想说,“行了,事儿不用你管了,照顾好张市长就行了,我找朋友关照。”
十几分钟以后,警察们都下了电梯,抓了两对关系暧昧的男女走了,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雷默,没事了,人都走了吧?”唐主任打来了电话说。
“唐主任,你神了,一个电话人就走了。”我佩服地说。
“张市长胆子也忒大了,找小姐不要命了。雷默,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唐主任埋怨道。
“我想拦,拦也拦不住呀!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我辩解道。
我和唐主任刚通完电话,张国昌非常滋润地走出电梯,我心想他为什么有勇气像具尸体一样地活着?林大勇说过,你能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是因为社会把你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我不知道社会为什么会造就出张国昌这样的人,还要安排我去伺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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