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来应对。
那么到底谁延误的农时多一些呢?我们只要多加一勺汤、把饭做稀一点,而高丽恐怕所有的粮袋里连一粒粮也没有了。
谁的结局更凄凉呢?大唐只当操演了一回军马,高丽则要一年挨饿了。
谁的收获更多呢?大唐动用一支军队,抑强扶弱,得到了弱国新罗的拥戴,而稍强的高丽受到了惩戒和削弱,以后再给大唐找麻烦就得想一想。
这种仗打上三次,高丽也就老实了。
皇帝念完了,看看长孙无忌、褚遂良,再看看李士勣,仿佛前两位已经很轻易地就被说服了。
皇帝暗想,其实这两位当初的意见也并不坚决,转起弯子来理所当然地会快一些,也不会有多么别扭。
而李士勣就不同了,他的理由也对,但眼界却是纯军事上的。
武德三年,皇帝当时的身份还是秦王。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时,李士勣与郭孝恪都曾在他麾下冲锋陷阵。
当时,唐军只凭借着三千五百轻骑,在虎牢关前、汜水岸边不但击溃了窦建德十二万大军,还生擒了窦建德。
那时在皇帝的眼中,郭孝恪同李士勣相比,在勇武与阵战方面总觉得有些欠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现在,皇帝让郭孝恪镇守西部边陲,还要搭一个高峻,便有着弥补他勇力不足的考虑。而李士勣已经身居中枢,主事兵部了。
现在,从是否讨伐高丽的辩论中,皇帝对这两人又有了些认识——二人的能力各有所长,但郭孝恪无私,而李士勣的心眼儿就有些多了。
皇帝深知郭孝恪与高峻二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他们的来信毫不隐晦地表达支持出兵的见解,这一定是郭、高二人的意见经过综合以后的结果。
那么剔除郭孝恪一向有虑事沉稳、周到的特点,想来高峻个人的意见,一定更为倾向于出兵狠狠地教训高丽了。
贞观十八年以来,大唐对高丽较大的讨伐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对高丽进行讨伐的借口其实是在贞观十六年就已出现的。
当时长安得到确切的消息,负责沿辽河修筑城垒防御大唐、并以对大唐强硬而闻名的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倾轧中获胜。
他在发动的一场兵变中杀死了高丽王和他的一百多位支持者,自立为军事首领——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大唐影响的策略。
那年,皇帝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曾提醒他的朝臣,进攻辽东不可不倚赖的幽州和营州,仍未从隋末战乱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可是不久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高丽、百济、新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大唐的态度也越来越敌对。
贞观十七年的后期,声称是大唐藩属的新罗汇报长安,高丽联合百济,兵分几路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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