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副司令、你觉得军令堂为何要下令要将郑贼的主力打残之后,再攻其根本?”任双友没有直接回答张名振的问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旁边的方若诚。
“军令堂应该是担心和之前辽东战场上出现的情况一样,将福州、厦门等地过早占了之后,海寇主力流窜到海上,从而需要海军费更大的劲和精力来剿灭。”
“老总兵、军令堂的军令是按着陛下的指示制定的。陛下是以天下战局做谋划的,郑贼以海寇起家,现在有福州和厦门这两处重城立着,尚能围点打援,可若是将这两处给拔了,而其主力尚存,他们一旦四散到海岛上。偌大的海域之下,我们再想歼灭之,太过困难了,将耗时日久投入巨大。陛下谋的是制海大局,而非几座城池。”
“看来末将的眼界是小了,未能体察圣心。”
经过任双友的一番解释,张名振才明白了为啥要用最麻烦的办法与郑军作战,原来是要让他们丧失再次入海为寇的能力,才如此大费周章!
前线的将士对这番布置不理解,其实朝堂上也有微词。哪怕是朱由检简单的说了为什么要这么打的缘由,以行政官员为主的异见人士还是在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人为的增加战争的困难程度,就是不对!
“让侍从室拟一个通知、三日之后,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和将级军官在平台开会,朕要讲理。”这帮没远见的人,真能把人气死。新政都推行七八年了,结果脑袋里还是一团浆糊。他们闹意见的原因,核心是陆权思维作祟。
三日之后,数百官员将领集中到了平台,一人一个马扎坐定,朱由检顶着大太阳坐在龙椅上开始讲课。
“今日,叫大家来是讲理。讲什么理?治国之理!按道理来说,你们都是天下大才,学富五车,应该是深通治国大道的。可近日朕听到的朝廷风言,却让朕很是失望,让朕觉得天下无才也。”
“为何无才?就因为大明朝堂上全是一帮坐在井里望苍天的蛤蟆,视野之窄令人惊叹。先说个实例,今年朝廷的总税额应该是能过两千五百万两银元,这其中几省的农税加起来五到六百万,工商税表现比较好有个八百万两,烟酒专卖税是四百多万两,剩下的税从哪儿来?全是从海关署收的税上来的。也就是说海关税有近七百万两。”
“七百万两的海关税是什么概念?概念就是其占了大明总税收的近三成。而其中几个口外榷场收的税也就是两百两左右而已,真正的大头是几个海港贡献的。”
“这不是海贸带来的最大益处,众所周知,现下、养数十万大军的开支除了烟酒专卖税外,大头是靠宫产赚的钱来补贴的。宫产赚的钱里,一大半是靠着外贸而获得的,而海路外贸是整个外贸收益的大头。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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