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历朝历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历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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