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工作还是非常具有热情的。不过对于快要滑落到历史底部的大明国运来说,有些事情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而黄立极的才具不如张江陵多了,如果不是有皇帝的极力支持,他估计自己早就被那些清流给掀翻了。
在几次关键时节,要不是崇祯亲自出手打压和分化了旧东林党和清流的势力,黄立极就连朝堂上的平衡都维持不住。虽然现在的内阁责任制度过了改革初期最不稳定的时期,但是内阁责任制所带来的压力,也让黄立极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毕竟在改革之前,内阁不过是皇帝用于拟定旨意的幕僚机构,虽然在200多年来的内阁存在历史中,文官窃取了不少行政权力,但是这种窃取的权力并没有用文字规范下来,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
而司礼监拥有的批红权力,又大大的替内阁文官分担了责任。因此内阁阁臣若是如严嵩、徐阶、张江陵这样出色的文官,他们就能联合司礼监太监,在皇帝的默许下行使近乎于丞相的权力。
但是如果自身能力不够出众,又没有什么权力欲,只是按资排辈走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那么完全可以做一个对着皇帝唯唯诺诺的三旨相公。这个时候朝廷要是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政策,那么挨骂的就是皇帝自己了。
但是内阁责任制度改革之后,朝廷颁发的政策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舆论就会很明确的指向首辅黄立极,他很难再把政策错误的责任推给司礼监或是皇帝身上。
如果他侍奉的是万历皇帝,以这位皇帝不欲多事的个性,他的日子倒也没有眼下这么难熬。崇祯的性格显然和他祖父大相径庭,在他的脑子里总是有着层出不穷的想法。
在朝堂上他推动着政治上的改革,在社会风气上他批判南方士绅文人所推崇的精致而奢靡的日常生活,在教育上他遵崇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学术上又提倡学以致用,并对张衡、僧道衍等人赞赏不已。对于工商业的鼓励,更是让近畿一带冒出了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
这使得黄立极不仅要一边盯着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吏士绅,还要时时注意着市面上冒出来的新问题,究竟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每天都在走独木桥的感觉,让黄立极实在是感到有些心力憔悴了。
而正当他艰难的维持着大明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时,突然传来今年有可能同后金作战的消息,这就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让他匆忙赶来求见了皇帝。
听到崇祯似乎对于战争的兴趣不大,固然是让他有所放心,但是他还是有些疑惑的询问道:“后金汗刚刚处置了二贝勒阿敏,难道不应该呆在沈阳城内防范和消灭那些阿敏的忠实部下,好巩固他对于后金的掌握吗?为何陛下会这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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