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老师的总结基本不差。
这是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也是最贴近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能够提出三重证据法的人,在学术界肯定拥有相当高的声望。
饶宗颐本身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跟钱钟书,季羡林齐名的存在。
在大陆不出名,那是因为对方49年的时候就已经移居香港。
除此之外,还有黄现璠版本的,甚至还有徐中舒版本(徐中舒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弟子,后来的《汉语大字典》和《甲骨文字典》主编。)
徐中舒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
这个版本更加广泛一些,也是后世普遍采用的方式,却已经超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了。
完全属于交叉学科范畴。
甚至,还可以多出来一个分支——民族考古学。
高铭老师的说法,确实概括了饶宗颐的版本。
苏亦点头,“这个版本也有缺陷,几乎是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1]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所以我比较提倡四重证据法,可以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
他的话一出来。
就有人哄笑了。
因为他的四重证据法,就是在古籍、出土器物以及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再加上图像。
妥妥的高科技运用法。
因为图像就必须涉及到摄影。
这属于科技水平的局限。
不是前人傻。
当然,这里面的图像,不仅仅是包括出土器物与文献,也包括发掘点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墓葬形式墓型制式,只要能够拍摄的,都算。
坐在他的旁边的吕遵额教授,笑,“高铭,咱们的苏亦同学,这是挑战你的领域呢。”
苏亦无奈,吕教授,你都五十岁的人了,你那么皮,你家黄奶奶知道吗?
高铭不上套,“吕老师,别挑事啊,虽然我主要研究古文字学,也看重文献对考古学的重要性,但我的根基是在考古学,文献也只是辅助作用,而非主要作用,毕竟咱们是搞考古学的,而非文献学。”
这个时候,苏先生说,“看来,高铭老师对苏亦同学挺感兴趣的,那你们先聊聊吧。”
高铭说,“我比较好奇苏亦同学的文献功底,你刚才说读过《二十四史》对吧。”
苏亦点头。
高铭问,“那四书五经呢?”
苏亦答,“也读过,但读不精。”
众人笑。
“读不精,都成你的口头禅了,不过我也不让你背,我说一段,你说出出自哪本书哪篇文章即可。可以吗?”
苏亦当然不会拒绝,他也没有拒绝的机会啊。
高铭脱口而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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