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里甲长和粮长,等于减少一层盘剥。
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
里甲长和粮长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
王渊那个“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以新量田亩为基准、以固定人口为基准,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
即一个州县,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地方田亩越多、人口越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
听起来似乎是胡来,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
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这些税银,大部分是地方税,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国家持续繁荣,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
就拿朱元璋时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较,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而全国在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这就导致,大明发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
王渊喊出永不加赋,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将就木,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该加派还是得加派。就像历史上,崇祯疯狂加派“辽饷”一样,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万世之法。
王渊这次改革,能维持繁荣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无量。能巩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称非常成功。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
土地兼并,无法遏制。
对于当权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
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
而陕西那边,商品经济脆弱,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还得供应边镇军粮。这些穷地方,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一遇天灾,就会造成大量流民,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就出现了!
王渊对常伦说:“赋役定额之后,永世不变,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
常伦瞠目结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该交多少税,官员可以胡乱制定,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
而且,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官府必须扩招文吏,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时间越往后推,御史越不愿查账,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
这种搞法,别说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
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县的情况,制定一个赋役额度,取消全部杂项名目,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相当于农业税、人头税、杂税,永世不变,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
至于百年之后,自有君臣去想办法,关他王渊屁事!
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制定无数条条框框。结果呢?条条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赋役越来越少,征收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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