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一,朝廷放了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金幼孜、礼部侍郎熊文元为正副总裁,吏部侍郎吕震等四人担任同考官。∈♀
同时朝廷又开始商议规定取士名额,此乃涉及到天下读书人根本利益的大事,各方为此已经争吵不休了数年。
此事还得从朱元璋时代说起,当初立国后,百废待兴,官员的缺口极大,所以自洪武四年开始,各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然后这些举子一律免于会试,直接赴京等待吏部选派。
徐灏的舅舅们就是由此集体当的官,萧家村位于帝都脚下又不占国子监的名额,优势太大了,不过福之祸所依,也因此种下了株连的惨剧。
除了直接任命大批不经会试的地方官员外,朝廷还需要大量的翰林编修等文职官吏,中央各大衙门的秘书工作自然优先“年少俊逸者”,精力旺盛又能重点培养。
但朱元璋很快发现这些年轻后生,文章或许写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能力,兼且少年高位,容易自满骄傲,沉溺于京城的花天酒地中,不思进取。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朱元璋容忍不了,也不给改进的机会,洪武六年下旨停止科举,与方孝孺提倡的古代选贤任能的思想一样,让天下人举荐聪明正直、有能力的人破格做官。
可是推荐的效果并不比科举好,事实证明科举制度是大一统国家最科学也最完善的选官制度。自从废掉科举后,一年最多经吏部举荐需要授予官职的人数,多时达三千七百多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多人,长此以往,很快将无官可授了。
尤其无法令朱元璋忍受的是,被举荐的人才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能力,相反综合素质远远不如。如此经过比较,朱元璋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前人的智慧结晶绝非浪得虚名。
于是科举恢复了,但这已经是洪武十五年了,也就是说,推荐制实施了将近十年,大量良莠不齐的官员充斥各级官府,各种贪腐案件和集体不作为的恶性案件成出不穷,点燃了朱元璋的怒火,通过三大案开始了大杀特杀。
自此以后。两途并用的举荐制和科举制,逐渐朝着科举倾斜。朱高炽病危的这两年,荐举已近乎于废除了。
洪武时期,因官员数量的暴起暴落,会试名额没什么太大限制,缺额少就缩小,缺额大就扩大,很弹性化。这其中国子监的地位无可替代,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监生直接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例子多不胜数。
洪熙朝后,朝局平稳,科举制也进入了常态化,故此国子监的地位每况愈下。而进士的地位日益提高。徐灏推动的是增加科举的考试项目,减轻八股文的比重,虽一度想彻底废除科举,那是因为受到后世观点的影响。而这么多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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