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那个时代的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禄而毫无节操之徒,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充满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毒,其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另一种始终不占据主流位置的历史意识,则持相反观念:那是一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是一个五千年历史中最富“巨变”的时代,是一个朴实高贵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政新制的时代,是一个圣贤迭出原典林立的时代,是一个“士”阶层拥有最独立自由人格的时代。是故,从三国时代开始,便有了“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先秦崇拜说,虽然远非主流,然却成为我族一种珍视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与后人的两种历史评判相对比,身处该时代的“时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特殊清醒的评判。代表着社会普遍心声的诗经,对这个时代的大象描绘多有这样的句子: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学子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晏子对春秋时期社会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则是韩非子对战国风貌的大概括:“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在百家争鸣而蓬勃共生的诸子百家中,对自己所处时代持总体否定的评判者,不能说没有,实在是极少。最典型者,大约只能说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对那时的“礼崩乐坏”持有极其悲观的看法。
总体上说,当时的社会意识对自己的时代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这个时代一边是沦落,一边是崛起,有腐朽没落的阴暗,更有进取创新的光明,其主导潮流无疑是雷电烨烨的大创造精神。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以构成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弊端。原生文明时代,也同样有种种社会弊端。有巨大的贫富差别,有深重的社会灾难,有民众的饥饿,有官吏的腐败,有难以计数的阴谋,有连绵不断的战争等等。举凡社会基本问题,在那个时代都有。若仅仅注重于具体的阴暗与苦难,从而以因为有此等阴暗而否定一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应该说,这不是文明历史的评判视野。作为一种文明审视所应具有的历史意识,我们应该看到的基本方面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生存方式、总体生命状态及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时代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进步性,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于种种具体阴暗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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