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
傅松本来对远景研究中心的科研模式沾沾自喜,按照他的设计,远景研究中心把基础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排在了后面。
在他的固有观念里,中国的科研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急功近利。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看起来离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而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只是为了发(养)表(家)论(糊)文(口)而研究,只要能发出论文来完成了考核,评上了职称,过程如何根本不重要。
于是,中国科研界的拿来主义盛行。
国外有什么新概念、新方法,拿来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水一篇论文。
比如那个四十岁还单身的正经女人、号称学术女神的颜宁,发了无数高水平论文,但实际上她的解结构在方法原理上没有创新,使用的电镜技术也不是她发明的,在科研思想上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她的科研模式就是找了一个新对象a,用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电镜,首次解了它的结构,把结果发到s。
下次再找个新对象b,解结构,发论文,循环往复,只要有新对象,率先解出结构,就能发文章。
这种重复性科研有什么用?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
这种人还特么的想当院士?滚犊子去!
当然,科研的功利性不能由研究人员来背黑锅,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功利性的时候,要求科研不功利就是耍流氓。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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