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现实的某些迹象却不时使他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前苏联的那一幕非但没有重演,国家的某些现行方针政策反而使人产生一种收缩的感觉。前不久,他去北京参加一个经济方面的会议,中央领导在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涉及这一方面,但是,从整个气氛中,他却嗅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他熟悉中国政坛运动式的工作方式,隐隐感到不妙。当然,在大多数时候,他对大势的看法仍然未变,正因为这样,他反倒希望老婆的志向有所转移。他曾经旁敲侧击地建议她多留心经济事务,可是,她却似乎只对纯政治感兴趣。因此,他现在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任由她买官做官,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永无止境,要么向她摊牌,彻底把她的思想扭转过来。事实上,他只能选择第三条路——拖。这是一条妙计,但是要对老婆使用,感觉却并不好。
其次就是在美国读高中的儿子的事。他曾经去美国考察过,深知两个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希望给儿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进高一时就托关系把他送到了美国。殊不知,儿子不用功读书,却学会了花钱。他是按美国人的中等生活标准按年度汇款的,今年刚过完一个学期,儿子就打电话来催他汇款了。他问儿子钱是怎么花掉的,儿子回答得很简单——用呗。他气得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还是再次汇了款。这件事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失望。他对儿子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在他手中建立潘氏家族企业的雏形,交给儿子发展壮大。儿子在来信中向他倾吐过将来从政的愿望,对此他并不反对。他告诉儿子,可以先从办企业入手,当经济实力壮大到足以影响国家政策时,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也许可以在自己手中实现,也许必须花费两、三代人的努力,因此他迫切需要儿子首先成为真正的人才。他确信,只有人才才能使用人才。他日夜琢磨着一项对儿子的新的教育计划,对它的作用却缺乏信心。为了将来,他强迫自己从多方面收集资料,把计划写得象一本小书一样完善,准备在必要时发到美国去。但愿上帝保佑,它能创造震慑性的效果吧!
云彪的问题似乎更简单,却让人更伤脑筋。不久前,云彪提出把他手中的那点钱也拿出来,交给秋林投资股市,后来,他又有了新的想法:用渡假村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显然,云彪被秋林在股市巨大的成功强烈地吸引着。这一点他理解,因为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赚钱可以象秋林如此快法。在决定投资之前,他曾按自己的方法估计每年可以得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收益。这种预期本身就够大胆的了,可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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