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对族众的管理、宗族的互助和自卫方面。至于祭祖和修谱的活动，因为与门第、选官和婚姻有关，就决定了士族的宗族活动必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的约束，族权的下移是相对的。

　　秦汉社会在宗族形态、组织结构和宗族制度上是一个新旧交替和重要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特色至为明显。汉代的家族带有父系为主、母系为辅、族制上双重性的特点，远古时代一些氏族因素被保留在秦汉宗族组织之内。总之，秦汉的宗族带有“后氏族时代”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结构一般是共祖以下三代亲族关系，即以己身为核心的父、兄弟、子，以及诸从父、诸从兄弟、诸从子。每个父系家庭分别是一个宗族单元。宗族是由若干宗族单元组成的亲族关系网络。宗族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并非实体。每个宗族单元则是实体，更像家庭。宗族的存在是由族谱完成的，可见族谱对于当时宗族关系维系的重要性。

　　此时宗族更为突出的是地缘性，而宗族赖以生长发展的根基则是“乡里”。乡里的宗族由乡党、邻里形成重要的地方支配网络。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士族门阀是当时重要的历史现象。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中宗族、期亲、亲族、家族，都可以在某种场合表达宗族之意，作为宗族的概念，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庭联合体。此时宗族的基本组织结构，包括家庙、谱牒、祖茔、族产及其来源与管理。

　　隋唐五代的宗族类型可分为皇族、山东士族宗族、关中宗族、鲜卑族宗族、岭南与蜀中地域特征突出的宗族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勋族等。宗族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与博弈影响着国家治理，士族宗族的家礼、家法和家学等文化传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宗族发展呈现出承绪、振兴、重建、大流动与大整合等不同时期，宗族组织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带有过渡性特点，但此时宗族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价值，还是来自士族类型的宗族。

　　辽宋西夏金元宗族形态演变过程中，明显具有区域性差别。辽西夏金统治区域内的宗族，较多地继承了门阀士族宗族制度的观念和组织方式；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宗族，则沿着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方向转型。

　　辽西夏金社会上层以世家大族为主体，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形态演变的差别，宗族组织方式亦表现出明显差异。

　　游牧民族宗族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宗族首领不但维持宗族内部的秩序，而且会积极参与部落等各级社会组织的事务；农耕民族宗族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则明显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两宋统治区域内，从魏晋隋唐门阀宗族制度转变为宋代的敬宗收族宗族制度，是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士大夫为维护自身地位努力的结果；宋代宗族制度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在调和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朝统治时期，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发展逐渐完善，表现出南方与北方的地域性差别。元的大一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各民族的流动与交往日益频繁。南迁的北方民族宗族组织方式受到汉族的影响；南方宗族组织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宗族群体意识有所增强，凝聚性更为明显。

　　接着就到了明代，有明一朝是宗族建设实践活动的活跃时期。如果说宋代学者提出了宗族建设的各种方案，那么明代则以大规模实践形成了新的宗族形态。

　　明代宗族各种祭祖实践异常发达，宗族乡约化，还是族谱形态完善的时期。建祠祭祀远代祖先的部分合法化，与修谱追记远祖，导致明代宗族以确立远祖建构宗族的模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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