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鞑清的八旗后来也腐朽了，鞑清也经历了从能够收到税到收不到税的转变。哪怕雍正杀了个人头滚滚，终于搞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可是到了乾隆时期，税又收不上来了。

　　乾隆逐渐败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庆则靠抄和珅的家补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财政困难到开始在龙袍上打补丁——这个举动虽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也说明了彼时财政的困难。

　　不止中国，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谓“先进制度”的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过财政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国家当年解决财政问题的最终办法，大多并不是逼自己国家的富人多交税，而是通过对外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通过扩大剥削对象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

　　正因源头如此，所以后人才会看到一些“令人诧异”的“怪事”：等到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欧洲的军事力量也急速衰弱。

　　而到了高务实穿越前，随着米国经济发展的渐趋停滞，其每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占到整个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八成，债务余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该国查尔斯顿大学教授范登堡甚至表示：“米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与财政困难相对应的是，米国的军事力量也在收缩，开始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也就是说，还没有明朝历史长的全球第一帝国，已经像明朝那样面临财政困难、军事收缩的窘境。

　　此时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假设：其一，如果米国像明朝那样不能靠借债缓解财政问题，那么恐怕也已经要爆发“甲申国难”了；

　　其二，如果明朝可以像米国那样向全世界借钱(金融霸权的收割)，则恐怕还能活很久！

　　跟中国古代相比，现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多了国债作为税收的补充，借以缓解财政危机。

　　但凡稍稍研究过财政危机的规律就会发现，财政危机是跟经济危机直接相关的：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中产”大量破产，则税收自然减少，而财政危机自然发生；经济发展得好，“中产”大量增加，则税收自然增加，财政收入自然充沛。

　　所以，现在大明的财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能交税、肯交税的人群规模持续减少，能避税、能免税的人群规模持续扩大。

　　故，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思路：要么让肯交税的人变得有钱起来，要么则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起来。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我全都要！

　　不过说是这么说，“全都要”毕竟困难重重。比如前者，归根结底就是提高全民收入，这在农业时代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生产力就摆在这儿，你不可能做到“物资产出极大丰富”，而帝制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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