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这些汉人倒戈了，那局势岂不是雪上加霜？

　　其实，岳乐上书过顺治，他没敢明说，只是稍稍暗示了一番。这种事情，要是追究起来，可是大罪，岳乐不是那种不知道分寸的人，他现在是带罪之身，更不敢直接说出口。

　　岳乐如今对于战局的走向并没有把握，李定国杀了他的密使，那就是不可能合作的意思了。郑成功虽然让人回来了，但也没有任何合作的意向，让人捉摸不透，好像是在观望一般。

　　而吴三桂通过胡心水传回来的消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倒是想促成这些事情的落实，这样他就有更大的资本了，和刘文秀谈判的时候，如果是独立王国头领的身份，对他来说局面会好很多。

　　不过，吴三桂在清廷中的力量并不大，他并不能施展多少力量去影响，或者说推动这件事情更进一步。但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他更加坚定了清廷要亡的信念，朝着刘文秀靠拢的心更加急切了。

　　随着孙可望的“粮食战”逐渐生效，北方各省的粮价大涨，便是江南当地产粮区的粮价，也比往年高了一倍有余。

　　在如此巨大的利润驱使下，江南不少商人不顾清廷禁令，冒着砍头的风险，开始囤积粮食，然后向北方各省走私粮食。还有一些不愿意冒着走私风险的，则打算等到粮价再翻一番之后再卖。反正等百姓家中存粮耗尽，大家都饿极了，多少钱也得买，而这又造成了当地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不同于孙可望有营庄支撑，可以高效调度使用各种资源，更能严厉打击走私，清廷控制下的土地很多掌握在各大汉人地主，各大旗主贝勒的手上，地方绿营守军也不可信。

　　这些耕地和耕地上的佃户，包衣们，在如此乱局之下，反而是进一步朝着大户贵族们聚拢了。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在如此年景，清廷的加派徭役必然不会少，也绝对容不得商量。不止是普通的自耕农，便是八旗旗丁，手中的粮食除了缴纳赋税之外，便不剩多少了，要想维持生活，只能是向旗中的贵族们“借”。

　　于是乎，原本就是大奴隶主，手中聚集了无数财产土地的满洲贵州们，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兼并，他们手中的财富非但没有因为战局不利急剧减少，甚至还有不少都增加了。

　　而那些旗丁原本依靠剥削汉人包衣，获得了巨大利益的，也因为前面几次的军事失败，没了劫掠所得的财物，家中的包衣更是损失惨重，男丁又都在外征战，哪里还有多少余力耕种，收成自然成了问题。

　　塔塔克家中的情况便是如此，他家的包衣因为两次大战，死了三个，而李忠诚家中的包衣也死了一个，家中的地因为缺少劳动力，这两年都收成都不好，到了缴粮的时候，只能靠土地或者包衣来“借”。

　　实际上还是主仆的二人如今都在镇江城中，负责守卫任务，都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北京了。

　　为了防范明军，更是为了让大军加强训练，适应南方气候，大批八旗兵滞留在了江南，最多就是夏季最炎热的季节分散各处，或者北上避暑，以免造了瘟疫。

　　不过，经过这几年的苦战，来自北方的数万绿营和数万八旗，其实对南方的气候都没有那么敏感了，甚至夏季的时候，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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