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是这个原因。”
郑立农缓缓地说:
“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些上面的领导不了解情况,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咱们国家的聚酯技术一直很落后,70年代,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改善了,国家又提出要大力发展涤纶,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就直接从国外引起了几套大型聚酯装置。
“在当时,我们也不具备独立开发大型聚酯装置的能力,即便是5000吨级的装置,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先入为主了,觉得聚酯装置的价格就是这样,每吨1万元,这个数字也很好记。却从来没想过,如果换成自己来造,价格会是多少。”
“其实有些地方的领导可能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是……”吴哲夫插了一句话,不过说到“但是”的时候就停下了,不再往下说。
高凡和潘越都听懂了这个“但是”背后的潜台词。吴哲夫分明是说,聚酯装置的引进是由国家出钱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自然是多多益善,反正也不掏地方政府的钱。
吴哲夫插这句话,是想替郑立农开脱,让他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但他后面那些话,有些诛心,以他的身份,并不适合在地方干部以及高凡这样的外人面前说这种话,所以就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但是”。
高凡说:“其实,聚酯装置的单价并没有那么贵。大型装置的单价比小型装置高一些,但也不至于高到每吨1万元的水平。
“国外厂商之所以开出这样的天价,其实就是看准了我们自己不会造这样的装置,不管他们如何报价,我们都得捏着鼻子认了。”
“那么,小高,你是怎么知道聚酯装置的价格的?”郑立农突然饶有兴趣地向高凡问道。
你穿你也知道啊!
高凡在心里回答了一句。
在他所了解的历史上,中国一直都在进行聚酯装置的国产化努力,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造出了第一套10万吨级的大型装置,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进口聚酯装置的单价断崖式下降,降到了此前的1/5。
中国人这才知道,长期以来,国外厂商从中国攫取了多少利润,多达近百套的引进装置,让人坑走的钱是以百亿计算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百亿,那可都是十几亿人的血汗钱啊!
“我在厂里帮周阿姨研究铵改尿方案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其中也包括聚酯装置的资料。我觉得,聚酯装置和合成氨装置其实也有类似之处,从合成氨装置的制造成本,完全能够估算出聚酯装置的成本。”高凡说道。
潘越说:“聚酯装置的难度比合成氨高一些,……我是说和我们自己搞的小合成氨相比,如果是和引进型的30万吨合成氨相比,聚酯装置的难度也不算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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